1941年，一八路军干部被伪军五花大绑，要押进城审问。谁料，刚到城门口，突然，一小脚妇人窜过来，伸手拦住去路：“放了他！”伪军一瞪眼，拔出枪：“你不想活了？”
1940年百团大战之后，日军在晋察冀、冀中等地展开大规模“扫荡”，修筑公路、碉堡，设立据点与盘查点。
1941年春起，日伪军实施“铁壁合围”，伪军在城门口、交通要道负责抓捕可疑人员。被押的八路军干部刑洛川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落入伪军之手。
刑洛川在当地负责地下联络工作。根据敌后抗战史料，当时县、区两级党政军组织多以秘密形式存在，干部常以商贩、亲属等身份活动。
一旦被押进据点，往往送往县城警备队或日军宪兵队审讯。刑洛川被捆绑时，城门外已有人围观。小脚妇人马宗英认出刑洛川，脑子里闪过的不是犹豫，而是多年参与抗日工作的本能。
马宗英是当地“堡垒户”。晋察冀边区在敌后建立群众掩护网络，所谓堡垒户，承担隐蔽干部、储存物资、传递情报的职责。许多农村家庭在扫荡中掩护干部转移。马宗英此前已多次接待交通员，对伪军盘查方式熟悉。
城门口对峙持续。马宗英紧抓刑洛川手臂，反复称刑洛川是自家亲人。伪军不敢当众开枪，也担心引发聚集。
围观百姓渐多，议论声压过命令声。刑洛川配合回应，强化亲属关系。伪军判断受干扰，行动迟缓。
1941年的敌后抗战依靠军民结合。日军在乡村建立据点，但统治基础薄弱。群众的公开抗议常使伪军顾虑后果。群众以亲属或邻里名义阻拦抓捕，拖延时间，帮助干部脱身。
马宗英明知风险。日伪对“通共”行为处罚严厉，甚至株连家属。可在那一刻，马宗英只想到若刑洛川被押入城，地下交通线可能暴露，更多同志面临危险。
僵持终于出现转机。伪军松动绳索，态度转变。马宗英抓住机会带刑洛川离开现场，转入事先熟悉的小巷。后续追查已来不及。刑洛川脱险后，地方组织得以继续运转。
1941年最艰难的阶段。百团大战后的反扑、交通线封锁、物资匮乏浙江股票配资，都考验着根据地的韧性。马宗英的小脚走路吃力，却在关键时刻冲到最前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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